对事物矫枉过正必须遵循一种规律。这种规律并不可循，但仍包含在我们对实在事物的理解中，包含在我们对理解这一理解的误区中。这种规律究竟是什么规律？可以是我们的一种触觉也可以是一种醒觉，朦胧之中我们应该遵循最初的决定吗？因为最初的决定不仅代表了现实，也塑造了现实。每当我们作出某种政策决定的时候，我们的下意识已经告诉我们——这项政策非抵达目的不可更改。宇宙正是这样的事物，万物萌发也是这样的政策。当我们在旅途中，选择休憩还是继续前行，都要符合并遵从内心的决定，这些决定不能因为其它干扰而选择新的决定。新的决定将迫使我们寻找新的现实，新的决定也必将遭遇不一样的现实。正是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如果改变现实，就意味着重塑历史。
一项公共政策的制订需要明确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结果的知识而是信念的知识。一项公共政策的制订只是和集体智慧相关和群众路线无关。如果我们听从群众路线的呼声，我们将无法看清楚眼前的一切，正如宇宙不听从行星的召唤，道路不听从雨雪的召唤一样。每当早上我们起床，我们所能听见的一切动听的事物，都因为它坚持了昨夜的完好。大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然。当群众路线的呼声叠加起来，就会形同噪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只在他们看到明确的未来和明确的好处。仅凭群众路线，无法探寻真理。不仅因为群众路线没有深思熟虑，而且因为群众路线裹挟着历史反对派的声音。没有一项公共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同样没有一项公正政策是绝对错误的。重要的澄清程序是：这些声音的来源和这些声音的正义身份。好的决定总是百转千回，坏的决定总是三心二意。如果我们无法拥有真实的理智的智慧，我们就无法从事公共政策的制订。如果我们不具有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我们就会把一项好的政策执行得面目全非。如果我们感到群众对公众政策的抗议，我们仅需要检讨我们政策失误的来源，而不是立即粉碎一项公共政策。我们对公共政策的任何变迁都需要发布政策公告或者政策演讲，人类正是通过演讲发现逻辑的误区和逻辑中存在的真理性。一项公共政策，不能只是一些条列或规矩，它必须论证政策的起源。而修改一项公正政策，它需要同样的东西和同样的过程。
我们常常感觉到群众路线这样那样绝望的声音，这些声音大多数是政策蒙蔽而不公开导致的误会。我们看不到或听不到对一项公共政策的雄伟论证，然而我们就被迫进入服从或消解一项公共政策的旅途。这种旅行因为对于一个人毫无目标感必然招致长期而激烈的反应。对公共政策的呼声是人们下意识深处的声音，也是内在的某种自由的呼声。如果我们要避免公共政策行至失误街巷，就必须对公共政策引入哲思和论据。任何公共政策要取得群众路线和真理的合璧，就必须深刻地宣誓并讲解公共政策的目标和时间性。对公共政策的原理性解释可以提高群众路线的素质和减少失误政策所要承担的成本。最主要的问题是，一项公共政策的程序正义就必须接受社会知识和时间性的检阅。
我们以新冠前后的政策来切身体会，也许这个事件确有标志性的意义。既然选择了动态清零的公共政策，它的长期任务就是不断优化动态清理的各项指标和举措，并对群众公示。选择一个公共政策是英明的，但执行一个公共政策却可能是糟糕的。最后，毁掉一个公共政策又是容易的。如果我们不改变公共政策制订的起源和执行的程序，所有好的公共政策都会与治国理念擦肩而过。这不是领导人愿意与好政策擦肩而过，而是因为实在的东西常常遭遇误解，而不实在的东西却饱受群众的欢迎。正如纵容弱点多么容易，而坚持理想多么艰难一样。理想正是实在的东西，对理想的追寻就是对实在的坚定信仰。然而，实在的东西实现都非常有难度，因为实在一旦实现，就如光明敞开，黑暗遁形，这不是很容易能抵达的一种社会效果。
让我们重新回顾本文的立意，实在的事物都要勇于揭示和解释。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必须走完程序性的正义。如果没有这个程序的过程，就会出现对实在事物的反扑，反扑的过程将重创社会团结造成潜在瓦解。这样瓦解的次数增多，社会就会从实在的理想彼岸倒退回黑暗和受罪的状态，这种状态类似于意识世界的原始社会。
我们所要分析的问题包括，全球一体化的衰退，美国的非理性主义扩张，以及遍及我么们社会的互联网把玩主义对人性的改造，这些东西都会叠加到群众的声音上去，造成我们自身对公共政策的怀疑，这些怀疑本质上将把我们在光明拖进晦暗，从而伴随群众走上歧途。而一旦我们走上歧途，即意味着一项公正政策的沉没成本和全部失败。失败的公共政策会带给政党、国家和真理普遍的损伤。坚持实在性是一种美德，如果一个恶搞的民族最后都不能聆听和坚持实在性了，那这个民族很可能是中华民族!